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於對受害者施以援手，結果反被倒打一耙。其實，不只人生如此，國家的命運亦然。

才沒多久前，2008年中爆發的兩房金融風暴，歐、美跨國銀行一個個瀕臨倒閉危機，結果因為「太大，以致於不能倒」，各國政府傾其全力，甚至是無條件入市救援。當時買單的納稅人雖然明知吃虧，但也只能全面認賠，僅希望經濟能早日重回穩定軌道。

如今，那些「太大，以致於不能倒」的銀行已經安度難關，但卻開始扳起臉孔吹起國家的獵殺號角。希臘等國的主權信評危機，不只是單純的赤字問題，而是債權銀行憂心債權回收風險所發起的第一場戰役。

這場戰役的遊戲規則很簡單。當年被迫幫銀行買單的政府，現在必須開始為了償還銀行債務，想方設法、勒令人民縮衣節食。希臘、葡萄牙、西班牙已經紛紛通過財政緊縮法案，從公務員薪資到退休保障，都得設法瘦身削減，才能擠出更多的剩餘還給債權銀行。

悔不當初莫過於此。昔日若因銀行「太大，以致於不能倒」而讓救市獲得超級正當性；那麼，為何人民生計福利「太重要，以致於不能縮水」的道理就說不通，而必須被債權銀行當作刀俎魚肉？如果說2008年的救市紓困，可以集納稅人之力填補銀行的債務黑洞，那麼為何債權銀行就不能以同樣的邏輯，勾消國家所積欠的部分債務？

說穿了，這是活生生的階級問題，金融資本無論得意或失意，必如蛆般地吸吮人民。

更可疑的是，德國最終出手救援希臘，與其說是基於歐盟的休戚與共，倒不如視為著眼於銀行利益的拯救。由於希臘債務與歐洲，包括德國銀行的融資息息相關，故一旦希臘宣布破產，勢必損及德國銀行的利益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德國總理梅克爾可說是充分玩弄了兩面手法：一方面間接拿德國納稅人的錢來保障本國銀行利益；二方面則是藉著德國人民的怨氣，強化希臘遵守財政緊縮的承諾。其結果是，債權銀行仍穩坐贏家，德、希兩國人民則是互不對盤，卻依然雙雙淪為輸家。

希臘危機及其因應作為，隨後英國又跟進選出保守黨的卡麥隆首相，似已說明了全球政治風向行將大變。但這究竟是1980年代打著削減政府赤字的柴契爾—雷根新自由主義革命再次復甦？還是歷史教訓終將讓人在最後關頭做出明智的判斷與抉擇？這將是本世紀第一個10年的超級試煉。